歷代文人墨客對《桃花源記》的看法不一，多數學者認為是作者虛構的一個烏托邦似的理想社會，不存在真正的桃花源原型，不是真正的寫實文章。我卻有一些不同看法，一直認為《桃花源記》有可能是一篇作者親身經歷的寫實游記，但因本人并非學者，自知學識淺陋，不敢作此大學問，故擱置心頭久矣，未曾作深入探討。后來拜讀梅山逸人張貽明先生《〈桃花源記〉原型地尋訪記》等大作，又去秦漢桃源景區實地游覽考察，更堅定了我的這種推測：《桃花源記》不光是一篇寫實的山水游記，而且文中的武陵捕魚人即是陶淵明自己。 為什么說這么說呢?有什么根據嗎?

　　一. 從文章體裁來看，無疑應是寫實的作品。記，是一種文體。這種文體就幾乎決定了它的寫實性。天下有幾篇用記為題的文章不是實實在在的寫景狀物呢?有人說，《岳陽樓記》就不是。范仲淹此作并非在岳陽樓所寫。但誰能肯定范仲淹就一定沒有見過長江洞庭湖?若果如此，在古人信息交流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沒有一些實情實景的貯存與觸發，又如何能寫出“南極瀟湘，北通巫峽” 等寫景狀物的名句呢?因此，我推斷范老先生一定在寫之前已直接或間接地獲取了大量洞庭湖和長江的知識信息了。至如是不是在岳陽樓所寫就不重要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寫從捕魚人發現桃花源，進入桃花源，離開桃花源，從文筆看，處處是照實描寫的實實在在的景致。

　　二. 文中的武陵人應是作者自己。我認為這是過去誤讀《桃花源記》的最根本原因。為什么這么說呢?首先我們假設，如果這個武陵人是個純粹的捕魚者，那么在相當大的范圍內，一個土生土長的捕魚人，對他所勞作的江河溪流應該是十分熟悉的，怎么會“忘路之遠近呢?” 而且，既“忘路之遠近” ，又怎么“既出，得其船，處處志之” 呢?這不前后矛盾嗎?又怎么會“尋向所之，遂迷不復得路” 呢?顯然，他并非不記得路徑，是作者有意為之。而一個終日為果腹而勞作的人，在不缺乏魚類資源，不是象海上漁民出海為風浪所迫，有必要將船撐出數百里之外而進入一個陌生的領域嗎?這個武陵人所駕駛之船，應該是很小很窄很簡陋的舟子，不然，怎么能進入“林盡水源”的地方而不得不“舍船從囗入” 呢?而且，這個武陵人進入桃花源后，談話的主題，竟“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 這說明什么呢?說明這個武陵人具有淵博的歷史知識，是個學者。不然怎么不問風土人情，柴米油鹽，而問今是何世呢這樣的學術問題呢?而如此關心今是何世這樣的問題，正是一個從官場掛印隱遁的人最能觸發心中塊壘郁悶的啊!而且“一一道來”，并引發“皆嘆惋”，一個不通文墨的捕魚者能做到嗎?顯然，這都是作者是有意為之。而且，桃花源中人，見他十分反常。按常理見一漁者樵夫，實乃十分平常之極，哪怕再封閉，這種可能也是存在的，又何必神經高度緊張，生怕洩露行藏住跡，而反復叮囑“不足為外人道也”呢?只有一種解釋，在他們眼里，這個人物言談舉止不象一個漁夫樵夫，太有來頭，太有學問，太不知底里，使他們隱隱覺得對他們封閉的世外桃源生活會造成一種生存威脅，覺得太不安全，故才有“此中人語云” 。這個捕魚人不是陶淵明能是誰呢?顯然，這是作者有意為之。而且還有一個細節：“設酒殺雞作食” ，“皆出酒食，停數日” 。雖然山民淳樸好客，但于一個捕魚人，是不是熱情得有點過度，接待規格有點過高呢?這里，除了對一個有身份的人的格外尊重外，是不是隱含封囗的意愿呢?作者這么寫，是不是與桃花源里人達成了一種默契呢?而且，一個捕魚人能“停數日”嗎?雖然“皆出酒食”，能好意思“停數日”嗎?而且，能“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 嗎?他有這個必要嗎?有這個膽量嗎?有這個能耐嗎?而且“太守即遣人隨其往” ，太守怎么能隨意見一個身份低賤的捕魚人，而且聽信他天方夜談似的胡扯呢?而且沒有一絲懷疑“即遣人前往” ?太不合情理了!這個捕魚人太不可思議了!這說明什么呢?說明這個捕魚人與太守的關系太不一般了。所有這一些，只有一個結論才能說得通：這個捕魚人實在是大名鼎鼎的陶淵明啊!是陶淵明實實在在進入了桃花源啊!

　　三. 基于以上觀點，我們才豁然開朗：陶淵明為什么這么做，處處表露心跡又處處刻意掩飾了。陶淵明宅心仁厚。他實地發現了這么一個地方，又與他的理想如此契合，其高興可想而知，即便“不足為外人道也”，又怎么能不道呢?一定得為文，將他苦苦尋覓的理想的社會圖景照實描摹出來。告訴世人，這種生活生存狀況是多么美好。而要道，要為文，要照實描摹告訴世人，怎樣才能做到不傷害他們，很好地保護這些與世隔絕過著平靜生活的山民呢?一定不能公開自己的身份，因為有可能給他們招來殺身之禍啊!這些山民“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 ，待自己若上賓，實在淳樸可愛啊!怎能恩將仇報呢?于是他苦思冥想，終于找到了一條兩全之策，他巧妙地將自己化為捕魚的武陵人，并且在文中用大量篇幅制造迷宮，處處刻意運筆隱藏自己真跡，處處小心翼翼為文掩飾山民住處。單論文章最后一段，就有五處明顯的掩飾。“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 此其一掩;“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 此其二掩;“太守即遣人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此其三掩;“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 此其四掩;“后遂無問津者。” 此其五掩。陶文這么巧妙地掩飾，可謂用心良苦。誰也不成料到這一掩，竟掩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千古之謎!竟掩成了千古的絕唱和美麗!竟掩成了一道閱之不盡的文字風景!

　　四. 有人說，陶淵明一生沒有到過湖南，寫實的結論不能成立。這種說法未免過于武斷。誰能保證沒有文字記載就一定沒有去過某地呢?即便是今天，您去過的地方就一定全部記載了嗎?何況一個憂心忡忡的失意人呢?正如前面分析的，陶淵明極有可能到湖南實地游歷過，實地的游覽和他對社會的失望使他刻意掩飾，他不愿意讓他心中的理想社會因他個人的不慎而遭致毀滅。至如沒有文字留存作證，這很容易理解，既然刻意掩飾，他當然不會在自己的文字上露出行跡破綻。但我依然有理由確信他到過湖南。我的證據就是這篇《桃花源記》。首先，他與湖南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引用張教授的有關考證。張文稱：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湖南邵陽人。是匡扶晉室的大將軍。官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葬長沙樹木岺。陶淵明祖父名茂，曾任武昌太守，父名逸，曾任安城太守，后移居柴桑。他的堂叔父陶弘、堂兄陶綽之、堂侄陶延壽均系長沙太守。據張文考證，公元405年，陶淵明在彭澤令的官位上自掛官印，辭職退隱，時年41歲。同年與長沙郡太守陶延壽在尋陽相見。此后過從甚密。據張文考證，《桃花源記》應該是寫在406至408年間。在這么幾年里，一個退隱的官員，怎么能不游山歷水以消胸中塊壘呢?他與湖南有如此的親屬親情淵緣牽連，怎么就一定斷定他沒有到過湖南游歷過呢?只不過他已辭官掛印不愿張揚而已?他到過湖南進行了游歷。《桃花源記》已確切透露了他到過這里的信息。不然，為什么《桃花源記》里所描繪的場景如此契合這里的山川地貌，風土人情呢?他為什么一定要虛擬武陵人呢?為什么以武陵周遭山水為故事背景呢?他一定知曉有一個“舊時不與中國通” 的古梅山區域。正是這個不交納賦稅，不用服瑤役的叫莫瑤的古山民的生存生活狀況觸動了他的心弦。也正是他心里夢寐以求的理想社會圖景啊!他怎會不去實地考察見證呢?《桃花源記》實實在在就是他實地的一份考察報告啊!何以見得?他已經去了，我們依然可以從文章中看出端倪。你看，一郡太守是如何地禮恭畢敬，言聽必信，“即遣人隨其往” 。這怎么解釋呢?因為陶淵明即使布衣身份，其文章斑斕，談吐不俗，“不為五斗米折腰”之淸高孤傲，實在是名震天下啊!即便一郡太守又焉敢拿腔作派呢?而且，他與長沙郡太守均是陶系一脈啊!即便是武陵郡太守，無論從與長沙郡太守的官場往來，還是陶淵明本人的文章人品，他不可能不知曉啊!而且文中“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 也值得玩味。 劉子驥，經查“南陽人，好游山澤，志存遁逸。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反。” 這個人與陶淵明興趣愛好一致， 文中請出他來作證，反應這個人與陶淵明有很深交往交情，他在衡山采過藥正好為陶淵明到過湖南提供了佐證。陶淵明請出他來，并且“尋病終。” 這張名片所隱含的種種信息似在讓人意味無窮啊。實在是表露他們至死追求心中理想社會屢屢碰壁的悲涼心緒啊!

　　五. 張貽明先生窮數十年之精力，傾心硏究梅山文化，堅定不移秉持《桃花源記》是寫實文章，一直苦心尋覓《桃花源記》之原型地，并且已尋訪到《桃花源記》原型地——現秦漢桃源風景區安化奎溪黃桑坪，進行了大量科學論證。這個論證，為陶淵明來過湖南到過桃花源提供了一個實證。我認為是極有可信的。魏晉文學硏究專家陳書良先生稱：“張貽明先生覃思妙想，又經艱苦踏勘，力主‘安化桃源’說，按安化乃武陵故地，其北與常德桃源接壤，應與‘常德桃源’說同樣獲地理學之支持。然考之地貌，安化桃源似遠勝常德桃源，更接近陶公所敘。” 張貽明先生稱，“陶淵明是我國歷史上最杰出的偉大詩人之一。陶詩今存125首，文存12篇，其作品均為親歷，有感而發，有感而記，感情真摯，樸素自然，有“田園詩人”之美稱。陶淵明的紀實文章《桃花源記》與其它仙境故事大不相同，描寫的是一群普普通通的避難人，在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王法和賦稅的環境中，通過自己的勞動過著和平、寧靜、和諧、幸福而與世無爭的生活。” 。 在公元前202年，百越軍事首領梅鋗因攻秦助漢有功，而被漢高祖分封于梅山，并許其后代不服徭役，不納賦稅，這種理想社會生活狀況在封建王朝中延續了1200年。這也為陶淵明進湖南尋世外桃源提供了條件。所以我認為張貽明先生不但發現和開辟的桃花源是真實可信的，而且他為解讀《桃花源記》提供的新的角度和視野，他的學術發現和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勇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本文就是受其觸發而寫的，敬祈高明者教正。